杨帅 温铁军：货币“回锚”：新发展理念下一种货币供给生态化转
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匹配。
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竞争优势来源。除了研发投入较高以外，互联网行业具有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这也同样是规模经济的基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今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这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来源。《意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划了具体的蓝图。
利用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就可能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规模经济型产业，往往就是创新型产业。孙勇、王春焕和罗中枢也差不多同时发表文章，阐述边疆研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并努力从跨国视角和全球范围看待和研究边疆问题。
全球史 中国边疆问题从晚清、民国以来就吸引了一批颇具眼光的中外学者，当下更成为不少知名研究人员思想交锋的重点领域，名篇大作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只是从中原视角观察周边游牧民族，就很难具备这样的见识。与吴楚克等学者的担忧相似，近年来也有不少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已不满足于单从中国传统中解读边疆问题，提出中国边疆学和一般边疆学的联系与区别。进入专题： 边疆华夷观 天下观 民族国家 跨国史 全球史 。
在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地理边界（GeographicBoundaries）一章专门讨论了边疆的自然与政治特征。作为跨国史研究代表人物的入江昭，于1989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指出，应鼓励历史学者脱离以单一国家视角来审视历史的狭隘视野，找寻具有超越国家疆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
马大正、刘逖认为，服事观和华夷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古人对边疆内外关系的认识。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文明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自身的文化优势，所在意的也主要是文化习俗上是否接受同化。吴楚克、马欣在文章中指出，以历史为基础构筑中国边疆学，无法正确处理‘王朝边疆学和‘民族国家边疆学的问题，认为‘王朝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边疆，共和国开启了新的边疆历史，如果中国边疆学仍然围绕着边疆历史转，就只能挖掘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演绎。二、晚清以来民族国家观形成中的边疆视野一般认为，世界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于17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欧洲各地方势力，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于1648年签订了后来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sovereignty），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这种以文明同化为主要手段的边疆政策在汉朝建立不久就已经显现出突出的优势。其三，有争议的边界往往会导致接壤国彼此之间偏见的加深，而争议双方各说各话无益于解决争端。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屈辱中逐步了解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在此准则下领土对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所在。在其2007年出版的《跨国的民族：全球视野下1789年以来的美国历史》一书中，蒂勒尔进一步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环节和阶段，如其第一章题目就是生于帝国纷争：战争与革命中的美利坚共和国，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海地革命与奴隶制问题、路易斯安娜购买与地缘政治的革命和大西洋世界。
经济实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上升又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尔等无或执迷，以贻后悔。
五服说、九服说所反映的服事观虽然有理想化倾向，但反映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作用，其政治结构由核心逐步向周边的扩散。全球史（GlobalHistory）所研究的议题与跨国史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其次，要秉持研究无禁区的原则，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搜集、充分占有遍布世界各国的与中国边疆有关的材料，即使涉及发表受限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是乾隆皇帝对‘边疆给出的特征描述，‘民夷杂处是界定‘边疆的重要标准，而‘云贵四川等处，系边疆，殊为紧要。在这股史学浪潮中，涌现出一批以跨国的视角来理解并书写历史的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Iriye）、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伊恩·蒂勒尔（IanTyrrell）、美国纽约大学托马斯·本德（ThomasBender）、美国圣约翰大学弗兰克·宁可维奇（FrankNinkovich）等。根据王子今的研究，刘邦初定天下，陆贾受命出使南越，……说服赵佗遵从汉王朝的权威。后者则体现在以郡县制为基本框架的管理方式，在世界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都代表着一种理性、高效的政治制度。其《治安策》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其所强调的教习作用，可以成为后来历朝历代推行文化边疆政策的指南。
明太祖朱元璋的华夷观在历代统治者中是有代表性的。不得侵犯主权国家的边界，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这种趋向一直延续到当今中国国内的边疆研究。这种文化自信，或可称之为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使得秦汉以降的中原王朝在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具备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其二是种族文化上的认知，也就是乾隆所谓的民夷杂处。【关键词】边疆华夷观。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边疆，尤其是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基本特征提供了史料依据和研究路径，但也存在一些未解之谜，如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边疆观对当今中国的意义何在？中国边疆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边疆观有何异同？当今的中国边疆研究应如何把传统与现代、国家视角与区域视角、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结合起来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格局？为了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就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化，即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的递进与更新做一梳理，以期能对相关研究有所贡献。2019年问世的马大正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一书，系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脉络，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扛鼎之作。或许可以将传统中国的地理边疆与文化边疆比作中华民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指标。最后，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跨国和全球视野决不意味着边疆研究要放弃民族国家的立场。
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实现‘南边控制的成功。比列强环伺更为严重的是，支撑华夏中心观的文化向心力在晚清迭起的内忧外患中消磨殆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边疆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这样的民族国家边界因国际政治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导致各国边疆地带的不确定性。《美国历史杂志》和《美国历史评论》分别在1999年与2006年开辟专栏，以史学研究的跨国视角和跨国史研究为主题，刊发了多篇文章。
相比之下，这种中心—边疆二元对立的意识在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并不多见。再次，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地有关边疆问题的争端、讨论和化解之道。
【摘 要】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只有充分地占有资料，才能掌握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三、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下的边疆史研究近年来已有国内不少边疆研究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传统天下观和华夷观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视角下边疆研究的不足之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位20世纪初期的美国学者的见解，对于杨斌流动的疆域的提法或许就不会感到惊诧了。
当这样的规则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形式传递到清代中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领土与边疆知识才逐步为晚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所接受。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华夏文明逐步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在与周边被称为夷狄各族群的碰撞、交融中逐渐向外扩张，其前沿即被视为边疆。
三是基于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化经济而对周边地区形成的物质文明优势。其二，国家间的边界线往往能够见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当今美墨边境经常出现的非法移民问题，不免给相邻国家的边疆地区造成困扰。
不过，有时‘边疆性又被表述为边疆的‘异质性。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